盡管目前已出土的幾種古紙尚須作進一步研究，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像造紙術這樣復雜的技術發(fā)明，不是一人時所能完善的，而且不可能在短期之內(nèi)就能擴展到樹皮、麻頭、散布、魚網(wǎng)等四種造紙原料。尤其是將敝布和魚網(wǎng)等加工成紙，其工藝難度是很大的，應有一個發(fā)展過程。因此，我們認為，很有可能在蔡倫之前造紙技術就已存在，并經(jīng)過定時期的發(fā)展，造紙術才漸趨完善。除已出土的“蔡倫前紙”這些實物證據(jù)外，還可以找到一些支持上述觀點的文獻證據(jù)。

“蔡倫發(fā)明紙說”的最直接證據(jù)是《東觀漢記》和《后漢書》中的《蔡倫傳》。然而，其中“倫乃造意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wǎng)以為紙”雖可解釋為蔡倫首創(chuàng)植物纖維紙的制作技術，但同樣也可解釋為蔡倫首創(chuàng)利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wǎng)等原料造紙的方法，即拓展了“造紙原料”，或者說是對造紙技術進行了革新，使紙的質量明顯提高，因而“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如此，則《后漢書·蔡倫傳》中的這條資料并不能證明蔡倫之前沒有紙。

同在《后漢書》中，還有這樣的一段記載：“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說的是在鄧綏被立為皇后之前，各地上貢之物，競尚華麗珍奇，大概都是金銀珠玉之類的貢品。鄧綏不俗，于永元十四年(102)即皇后位之后，下令禁絕奢侈之物，規(guī)定每年只上貢紙、墨。《東觀漢記》也有類似的信息：“和熹鄧后臨朝，萬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在《后漢書》成書之前，東晉史家袁宏(328一376)在《后漢紀》中記載更詳：“（永元十四年）冬十月辛卯，立皇后鄧氏初，陰后時，諸家四時貢獻，以奢侈相高，器物皆飾以金銀。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過于目，諸家歲時裁貢紙、墨，通殷勤而已”。以上這些文獻的記載已不是孤證，也不應視而不見。我們認為，在“蔡侯紙”于永元十七年(105)出現(xiàn)以前，有不少地方已經(jīng)有了紙，而且作為貢品，質量不會太差。換句話說，“蔡侯紙”的問世，可能只是由于擴大了造紙原料、改進造紙技術，因而成了當時質量最好的紙張，特別受到鄧后的青睞，而不是最早發(fā)明的紙。

正是因為鄧皇后“不愛珠玉，獨好紙墨”，對造紙術給予特別的支持，“蔡侯紙”才得以成功地問世。清人何紹基在其《東州草堂文抄》的《紙賦》中評價這一史實時指出：“豈云智者創(chuàng)而巧述之，無如上有好而下甚焉”。近代學者勞干說得更通俗：“鄧后罷免一切供奉，只留紙墨，可見她對紙是特別愛好的。因此蔡倫造紙的成功和鄧皇后的愛好是有若干關系的。”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先生也曾推測：“蔡倫造紙，可能受鄧皇后的影響，和鄧后有關的。”很明顯，上述學者都認為鄧皇后所好的“紙”就是植物纖維紙。今人王復忱更直接地表達了這一認識：“蔡倫在這一些技術實踐上，如果沒有達到上述成熟，鄧皇后怎會詔令天下郡國去推廣呢？又怎會責成天下郡國供獻時，只拿出紙的成果即可呢？”

然而，有些學者卻認為，“歲時但供紙、墨而已”中的“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而是《蔡倫傳》中“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的紙，即縑帛。其理由是，如果當時已有紙，《蔡倫傳》“就不會把發(fā)明造紙的動機和方法寫得那么明確，那么精辟了”。這種看法顯然與上述觀點相矛盾。如果鄧皇后所喜愛的“紙”是縑帛，則與蔡倫造紙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雖然縑帛和紙都是用于書寫的，但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種東西。鄧皇后既然喜愛縑帛，那么各地只管多生產(chǎn)縑帛便是，縑帛雖貴，畢竟較往前珍麗之物要廉價得多，怎么成了發(fā)明一種新型書寫材料的動力了呢？反之，如果鄧皇后喜愛的是紙，她對“蔡侯紙”的出世有不可磨滅的貢獻，那么，當時各地已有造紙業(yè)，因此，蔡倫就不是最先發(fā)明紙的人，而只是紙的“改良者”。當然，即使是在他之前有紙，仍然可以把他當做紙的發(fā)明人，技術史上有許多類似的情況。總之，我們不能一方面強調“造紙成功莫忘鄧綏”，另一方面又特別強調鄧皇后要求納貢的“紙”是“絹素古紙”。

漢光武帝建武元年(25)六月己未，劉秀即皇帝位于鄗，“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遂定都焉”。據(jù)唐馬聰《意林》引《風俗通義》記載：“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jīng)凡二千輛。”這里將素、簡、紙三者并列，其中的“紙”不可能作“帛”解，如果將紙解釋為“縑帛”，即“素”，那就等于說“載素、簡、素經(jīng)凡二千輛”，明顯講不通。原文也不可能作其他斷句，以否定“紙”單作一物。應邵所處時代及其《風俗通義》成書年，均比范曄及其《后漢書》早得多。

此外，經(jīng)常被引用的還有一些涉及蔡倫前紙的資料。如《漢書·孝成趙皇后傳》：“后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日，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fā)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蹄，書日，告?zhèn)ツ芘︼嫶怂帲豢蓮腿耄灾！碧拼亷煿乓龖俊稘h書集解音義》注“赫蹄”二字日：“赫蹄，薄小紙也。”《后漢書·賈逵傳》載：“建初元年(76)，章帝詔賈逵入講白虎觀，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jīng)傳各一通。”唐李賢注日：“竹簡與紙也。”還有唐代成書的《三輔故事》，原書早已散佚，現(xiàn)存清代學者張澍輯本。該書稱：“衛(wèi)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日：‘上惡大鼻，當持紙蔽其鼻而入’”。)（衛(wèi)太子是漢武帝劉徹的兒子劉據(jù))如此等等。不過，這些資料中的“紙”解釋為縑帛也能講得通，姑且存疑。但前面幾條資料則是蔡倫前有紙的無可辯駁的文獻證據(jù)。

錢存訓先生在其新作《書于竹帛》一書中還提到蔡倫之前有紙的另兩個旁證：一是1975年湖北云夢縣睡虎地戰(zhàn)國秦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簡，其中有戰(zhàn)國秦昭襄王時代的竹簡，上有一“紙”字：二是據(jù)稱為1935年長沙出土的戰(zhàn)國時代的一件漆馬，內(nèi)有紙?zhí)ィ瑸槊绹盼锸詹丶胰菘先?Stephen JunkeneⅢ)所收藏。此件漆器為木質，高約1.2米，木面涂有黏性物質，上蓋有襯紙。這兩條資料盡管只提供了很有限的信息，有待作進一步研究，卻也很值得重視。

我們認為，作為“四大發(fā)明”之一的造紙術不應該違背重大技術發(fā)明的共同規(guī)律。重大技術發(fā)明的出現(xiàn)一般需要三個前提：社會需要此項技術；相關的原材料充足；具有一定的技術基礎。首先，中國古代先民曾先后把甲骨、石料、金屬、陶、簡牘、縑帛等多種材料作為文字載體，紙出現(xiàn)以前，最主要的書寫材料是簡和帛，但“簡重而帛貴”，隨著文化的普及，社會迫切需要發(fā)明出方便實用又價廉物美的書寫材料；其次，制作造紙工具所用的材料以及造紙原料都很豐富。因此，決定造紙術能否出現(xiàn)的關鍵因素是技術前提。

傳統(tǒng)造紙工藝包括原料的切斷、漚制、打漿、抄造四道主要工序，成熟的造紙術還應包括紙藥的應用。如果沒有一定的技術傳承，不經(jīng)過一系列從簡單到復雜、從原始到成熟的過程，單靠一個人十幾年的研制，就把“四大發(fā)明”之一的造紙術發(fā)展到成熟階段，而且能用難以加工的樹皮、麻頭、敝布和魚網(wǎng)制成上乘紙，這是不符合認識事物的規(guī)律的。正如盧瑟福所說：“任何一個人突然完成了驚人的發(fā)現(xiàn)是不符合事物的本性的。科學一步一步地向前發(fā)展，每個人都要依賴于前人的工作。”有些學者雖然肯定技術發(fā)展的繼承性，如“蔡倫發(fā)明了造紙術，同樣也是批判地繼承了前人的成果，集中了群眾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而有所前進，有所發(fā)明”，但并未具體地指出蔡倫繼承了前人的哪些成果。而大多數(shù)持“蔡倫發(fā)明紙說”的學者都認為造紙術既是從蔡倫開始的也是由他完成的。

搞清楚造紙技術從萌芽走向成熟的過程是目前研究造紙術起源問題的首要任務。我們注意到，除少數(shù)文獻外，造紙術起源研究者大都糾纏于“第一張完整意義上的紙片是誰抄造出來的”這一結果，對過程的討論則過于簡略。而技術史的研究最有價值的應是核心技術思想的發(fā)端和培育過程，歷史上究竟是蔡倫還是“西漢無名勞動者”發(fā)明了造紙術這一結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人如何能夠發(fā)明這項技術。

為此，我們建議：實事求是地對待考古新發(fā)現(xiàn)的實物資料，并利用先進的科技手段對這些古紙的年代及生產(chǎn)工藝進行分析，然后得出客觀公允的結論。一般說來，重大技術發(fā)明的完成總要經(jīng)歷一個從簡單到復雜的發(fā)展過程，造紙術的發(fā)明也不應例外。如果沒有任何“紙的雛形”作基礎，蔡倫單憑其“聰明才智”就創(chuàng)意并完成利用多種很難加工的原料進行造紙的技術發(fā)明，那是不可想象的。